在道路交通管理实践中，交警部门作为一线执法力量，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时常面临行政相对人提起的行政复议。这一法定救济程序，虽旨在监督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却在客观上对交警执法形成了显著的制约与压力，致使部分执法单位对其产生“忌惮”心理。这种心态并非源于对法律程序本身的抵触，而是根植于行政复议所触发的多重法律与行政效应。

行政复议启动了对执法行为的全面合法性审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，复议机关不仅审查处罚决定的合法性，包括事实认定是否清楚、证据是否充分、程序是否正当、适用法律是否正确，还审查其合理性。这意味着，交警现场执法时的每一个环节——从拦截检查、调查取证到告知权利、送达文书——都可能被置于放大镜下重新审视。一旦发现程序瑕疵，如未出示执法证件、未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，即使实体处罚正确，决定也可能被撤销或确认违法。这种严格的程序性要求，促使交警部门必须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，无形中增加了执法成本与心理负担。

行政复议结果直接关联执法绩效考核与责任追究。在许多地方的行政体系内，行政复议被撤销、变更或确认违法的案件数量，是评价执法质量的关键指标，可能影响单位评优乃至个人晋升。更严峻的是，若复议中查明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违法执法，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行政处分乃至追偿。这种将复议结果与个人职业发展紧密挂钩的机制，使得执法者在面对可能引发复议的复杂或争议案件时，态度趋于审慎，甚至可能产生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回避心态。

再者，行政复议过程消耗显著的行政资源。应对复议，交警部门需指派专人整理案卷、撰写答复意见、准备证据材料，有时还需派出执法人员参与听证。这个过程耗时耗力，会分散本就紧张的警务资源。特别是对于事实认定存在争议、证据链条薄弱的案件，应对复议的不确定性更高，投入产出比可能令执法部门感到压力。

行政复议具有公开与示范效应。一个典型的复议案例，尤其是被纠正的案例，经传播后可能引发类似案件当事人效仿，形成连锁反应。它也对公众进行了生动的法治教育，提升了公民监督执法、维护权利的意识。这倒逼交警部门必须在日常执法中更加注重证据固定、说理充分，以经得起后续的法律检验。

必须澄清的是，这种“忌惮”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监督张力。它非但不是法治的障碍，恰恰是依法行政的推动力。行政复议制度如同一面镜子，促使交警部门不断反思与改进执法工作，从源头上减少瑕疵与错误。长远看，这有助于构建更加公正、文明、规范的交通执法环境，最终提升执法公信力与公众满意度。

交警部门对行政复议的复杂心态，折射出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在法律框架内的动态平衡。将这种压力转化为提升执法质量的内部动力，才是法治进步的应有之义。通过完善内部培训、健全案件审核机制、强化执法记录仪使用等，交警部门能够更自信地面对法律监督，让每一项处罚决定都经得起复议和诉讼的考验。